中国在海外金融危机下的政策选择

尽管有各国政府持续、合力地救市，次贷危机仍然愈演愈烈，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置身于深刻复杂的动荡之中，面对急剧变幻的形势，中国的政策必然要相应作出调整。而在开展调整时，我们应看到，由于这场危机中心位于目前把持世界经济政治霸权的美欧，而中国相对境况较好，危机虽然会给我国外向型经济带来一定冲击，但同时也是较为难得的机遇。如能充分利用这个机遇，我国可望较为显著地提升自己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相对地位，为此而承担一定的压力、付出一定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一、中国在大危机中的基本原则

面对危机动荡，无论是应对，还是利用，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中国的目标。即面对任何重大事变，首先应明确从低到高的一系列目标选择，在此基础上才能权衡利弊，作出我们的选择。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的目标从低到高依次排列如下：

——减少、消除次贷危机中的损失，削弱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冲击，保证中国经济继续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这是中国必须完成的最低目标。

——利用危机削弱竞争对手，建立、巩固国家和民族资本对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这是一个大国在外部世界中崛起的必要前提，也是为了让我们取得“进可攻、退可守”的主动地位。

——最大限度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力，包括巩固、增强本国在周边国家／地区和其它重要国家／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以及尽可能提高中国在整个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

由此中国的努力应围绕上述3个层次的目标展开。

二、第一层次：中国“保增长”的具体选择

中国的具体选择首先要围绕“保增长”展开。与1997—1998年宏观政策急剧转向时期相比，我们今天面临的外部冲击更大，但我们国内的状况比当时要好，财政收入充裕，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结构大幅度改善，此前持续的反通胀政策也为今日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没有陷入类似日本零利率陷阱那样的尴尬。

迄今我们围绕第一个层次目标所作的努力为：

——放松货币政策。9月15日，央行宣布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0月份又两次出手，下调了“双率”。从10月15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从10月9日和10月30日起各下调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相应调整。

——增强出口激励措施力度。8月1日开始提高纺织品出口退税率，为时不足3个月，我国又宣布第二次提高出口退税率，自2008年11月1日起大面积提高出口退税率，受益者涵盖纺织品、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和抗艾滋病药物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合计3486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商品总数的25.8%。此次调整后，出口退税率分为5%、9%、11%、13%、14%和17%六档。

——稳定和刺激国内市场，目前已经出台的主要是房地产救市措施。2万亿元铁路投资计划虽然事前肯定酝酿了很久，不可能是仓促决策，但此时发布，时机选择也颇有带动国内投资的意味。

那么，为了保增长，我们还有哪些工具可以选择？我们又该如何选择?

为了保增长，我们目前可以优先采取的应当是财政政策。因为尽管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崩盘已经显著减轻了我国的外部通货膨胀压力，但各国救市所注入的资金动辄数千亿、上万亿，更不用说普遍的大幅度降息和降低准备金率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蕴藏着通货膨胀强力反弹的风险，何况我们目前的一些政策取向(如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内需等)有可能产生成本推动通货膨胀压力。在此大背景下，在短时间内连续放松货币政策之后，我国不宜过度急于进一步地过大幅度地放松货币政策。

在财政政策方面，投资、减税、增强社会保障三项手段都可选择，财政投资的目标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如业已宣布的2万亿元铁路投资计划)，也应包括先进制造业，特别是能带动、支持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性项目。至于减税手段，应当在投资之后。而且，为了保证财政稳健，并促进税负公平，大面积减税必须以清理过多的财税优惠为先决条件。

任何危机、动荡时期的标志之一都是资本流动波动剧烈。这场发端于美国的危机如果程度较轻，资本将逃离美元；但随着这场危机蔓延、恶化成为全球性的大危机，其它所有主要货币区都陷入困境，因为有美国的政治、军事霸权支持背景，美元反而会成为资本流动的安全港。在这样的背景下，假如我国经济稳定表现不佳，市场参与者们信心动摇，加之部分在危机中损失严重的西方投资者需要抽回资金救母国总部之急，我们可能面临沉重的资本外逃压力。但如果我们经济稳定性表现良好，那么，将有大量资本视我国为动荡中的避风港而竞相流入。对这两种风险，我们都必须准备好应对之策。

三、第二层次：建立，巩固国家和民族资本对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

为了建立、巩固国家和民族资本对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我们可以考虑有选择性地、以合理条件回购国内外企，既削弱、化解外资企业危机对国内银行信贷、供货商应收账款、就业等方面的冲击，推动外资垄断局面的打破，建立、巩固国家和民族资本对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并减轻国家外汇储备持续高增长的压力，同时为国内大量剩余资本开辟符合国家公利的投资渠道。后起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用外资是必要的，但这并不等于就应当坐视外资永远扮演本国经济增长的主角，而是应当抓住机遇，用经济手段让民族资本取而代之。美国独立后一度被称为欧洲“经济殖民地”，如果不是抓住历次经济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大规模回购国内外资(包括直接投资和外资持有的证券)，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超级大国了。

在此过程中，我们选择回购国内外资企业标的时应当奉行以下原则：其它条件相同，应当优先回购面向国内市场的外企，面向海外市场的外企次之；高技术和战略性产业外企优先回购，低技术、一般日用消费品外企次之。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掌握被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收购就只不过是购买了一堆废铁，而掌握国内销售网络显然比掌握海外销售网络更容易。回购高技术和战略性产业外企可以取得至少部分我们尚不具备的技术，增强对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力，低技术、一般日用消费品行业进入门槛较低，也不能给予我们所需要的技术。

四、第三层次：提升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在第三个层次上，一方面，西方陷入经济危机意味着中国销售市场、投资和发展模式魅力上升，我们大可在发展中利用这个机遇，为我们赢取政治、经济利益。为了降低经济成本和政治性风险，跨国资源开发应尽可能实施反周期策略，因为在危机期间，东道国对外资开发本国资源的要价会大幅度降低，这正是现金相对充裕者取得海外资源(包括进口和投资)的良机。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用适当的条件作为交换，换取我们以适当的形式、规模参与西方金融救援，这也有助于维护我国的外需不至于急剧萎缩。从经济方面看，可供选择的条件包括要求对方保证对中国商品、服务和投资的市场准入和权利(从而为中国投资的增长开辟道路)，减少、停止对中国与第三国经贸关系的干扰，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的话语权力，在多边贸易和金融谈判中接受中国主张，等等。

其中，我们特别需要重视减少西方对中国与第三国经贸关系的干扰，因为基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理由，降低美元等西方资产比重应是我国对外资产结构管理的长期目标，而我们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往往要受到来自西方的干扰。

区域经贸集团思潮在动荡时期特别容易流行。在次贷危机已经发展成为1930年代以来全世界最严重经济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为了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提升自己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我们需要降低对美欧市场的过度依赖，同时需要逐步调整、转换自己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更多地发挥商品吸纳中心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商品制造和出口者，特别是要在本国周边区域加快这种转变，次贷危机应当成为东亚区域一体化提速的契机。就战略方向而言，这些策略是正确的，但我们必须意识到，作为一个大国，无论是为了扩大外部市场，还是为了寻求外部资源、资本、技术来源，我国客观上都需要充分利用整个世界市场。而且，一个经济技术尚未跻身全世界最先进行列的国家要组织以本国为核心的封闭性经贸集团，结果必然失败，所以，上述策略在实施中必须适度，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