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经济学家

　　骗子经济学家约翰·罗

约翰·罗

　　转型时期是骗子横行的时代，各国皆然。而历史上最有名的经济学骗子，当数18世纪的约翰·罗。他于1671年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一个银行世家，14岁就进入自己家的银行任职，对银行业务，特别是信贷有浓厚的兴趣。在伦敦时他为了一个女人与情敌威尔逊决斗，并将对手杀死，被判终身监禁后逃至荷兰。

　　他在荷兰潜心研究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制度，并于1700年出版了《建立贸易委员会的建议与理由》。三年后罗回到苏格兰，建议成立土地银行，即以低于地价的认购土地权吸引投资者，筹资建银行。这个建议未被接受，于是他到了法国巴黎。1715年法皇路易十四去世，当时法国财政赤字严重，继位的皇子年仅七岁，由奥尔良公爵摄政。奥尔良是罗进入法国的保证人，也是他的密友。为了摆脱财政危机，法国采用了罗的建议。1716年罗的通用银行成立，以法国王朝的信誉作为保证，以土地作为抵押品发行纸币，并进行票据贴现和存款业务。由于摄政王奥尔良的支持，法国政府不断宣布金属硬币对纸币贬值，加之罗控制了法国的货币和信用体系，发行适度货币，保持纸币的可兑换性和可以用于交纳税收，并调整利率刺激经济。罗的事业一帆风顺，1718年通用银行改为皇家银行。这些成功使法国政府迷恋纸币，以便随心所欲印钞满足财政需求。纸币过度发行潜伏了金融危机，危机爆发的直接诱因是历史上著名的骗局“密西西比计划”。

　　密西西比当时是法国殖民地，该计划是由罗成立的西方公司获得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和密苏里河流域的专利开发权。以后又获得烟草专卖权、东印度公司与非洲和中国的贸易垄断权。当时人们认为这项计划前景美好，许多人通宵达旦地排队购股。股价最高时达18000利弗尔。罗为了让股价维持在9000利弗尔，将之货币化，大量发行纸币。这引起了经济繁荣。奥尔良顺势大量发行纸币，到1720年5月初，发行的量已达26亿利弗尔，而金属硬币不足其半数。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悄悄把股票与纸币兑换为外币或金银，寄出国外。通货膨胀加剧，而密西西比开发也成泡影，股票很快就成为废纸。法国金融体系崩溃，1720年底罗逃走，1729年于贫病交加中死于威尼斯。

　　罗的骗术来自他对货币与银行体系的见解。这些见解主要反映在他1705年所写的《货币与贸易研究：国家货币供给的建议》中。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称他“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他认为纸币本位制优于贵金属本位制，而合适的货币供给应该包括法定纸币、银行纸币和股票、证券。由纸币作为交换媒介成本低，而且不受贵金属产量的限制，但纸币可以流通而不贬值的基础是信用——国家信用或私人银行可兑现的信用。可惜他后来违背了这个原则。

　　亚当·斯密留下的谜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以其博大精深为人们所折服。斯密是一位爱书成癖的藏书家，终生不娶，与老母相依为命。

　　据各种资料所载，斯密的藏书约为2800卷。1790年他去世后，这些藏书由他的表弟道格拉斯继承，之后分别流到爱丁堡大学、卡柯尔迪博物馆、爱尔兰女皇学院、东京大学及私人手中。在《国富论》中，斯密经常谈到中国、日本和印度，即便从今天来看，他谈的也极有深度。斯密并没有去过这些地方，他对这些地方的了解全来自读书。但斯密在《国富论》引用过的许多材料，在原书上看不出来。可见斯密是在自己消化理解的基础上引用的。斯密在法国旅行时与重农学派学者有过交往，他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实际受重农学派自然秩序论的影响。

　　1739年斯密在爱丁堡结识了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他成了斯密终生的挚友，斯密的思想受休谟“人性论”影响甚大。1764年起斯密到法国旅行，与法国思想界代表人物伏尔泰、博物学家邦尼特等交往甚多。斯密能交这么多朋友与他的虚怀若谷有关，杰里米·边沁批评了斯密的最高利率观点，斯密接受了这个批评并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亚当·斯密也给我们留下了两个谜。一个是“价值之谜”，或称“价值悖论”：斯密注意到，水是生活必需品，对人的价值极高，但价格很低；钻石是奢侈品，对人的价值并不高，但价值很高。这种矛盾现象，斯密没有作出解释。另一个是斯密著作中“利己”与“利他”的矛盾：在《国富论》中，他从物质利益出发论述并肯定了利己主义的经济观；但在另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中，他又从同情心出发论述并肯定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这种利己与利他的不一致，被经济学界称为“斯密问题”。

　　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家已用边际效用价值论解开了斯密的价值之谜。边际学派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它所包含的社会必需劳动量，而是消费者从消费一种商品中得到的效用，即消费该商品带来的满足或享受程度。尽管水是必需品，效用大，但其数量极多，价格低是正常的。钻石虽然效用不大，但数量远远少于需求，边际效用高。这种解释已在经济学中得到公认。另一个谜就不那么简单了，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即私欲与道德、利己与利他的矛盾。斯密也给了我们一些思路：一是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让价格把利己行为引导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向，即实现利他；二是建立社会道德和法律制约机制，《道德情操论》即论述道德规范问题，只不过斯密没有来得及把这些思想全都讲清楚而已。

　　重农学派的中国情结

　　重农学派是继重商主义之后，在法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经济学流派。重农学派的形成以1756年其代表人物魁奈在《百科全书》上发表他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为标志，到1776年另一位代表人物杜尔哥失去政府高官地位而结束。这个学派活跃的时间并不长，但在经济学说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重农主义倡导顺应自然秩序，提出了著名的“自由放任”口号。他们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惟一产生剩余的部门，同时他们也重视整体经济中各部门的联系。重农学派有一个与其他经济学派不同的显著特点，那就是这个学派的经济学家都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结，对中国的制度与文化极为向往。但这些经济学家并没有来过中国。17－18世纪，欧洲文化界都相当迷恋中国文化。莱布尼茨发表过《中国新论》，伏尔泰根据中国的《赵氏孤儿》写成剧本《中国孤儿》在法国上演。孟德斯鸠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把中国作为秩序良好的榜样。狄德罗亲自在《百科全书》中撰写“中国”和“中国哲学”两个条目。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和杜尔哥都是中国文化的崇拜者。魁奈尤其赞赏孔子的学说，自己也有欧洲孔子之称。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写成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并在该书中第一次系统说明了重农学派的政治和经济理论。

　　以马克思的话说，杜尔哥是“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的代表。杜尔哥非常关心中国对农业的保护及重农思想，所以当两名来自北京的留法学生完成学业准备回国时，杜尔哥建议由政府出面使他们再留一年。杜尔哥的名著《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是应这两个中国学生的要求而写的。此书成为中国学生撰著的《中国问题集》的“总序”。重农学派是打着封建招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这一学派中许多人出身于封建贵族并且是达官贵人，因此总打着封建招牌，把自己说成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重农学派体系的矛盾。当然，理解重农学派中国情结的关键还在“重农”这两个字上。重农学派的出发点“是在法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不是在英国这个以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为主的国家”。重农学派把农业作为社会经济基础，认为重商主义破坏了法国农业和经济，所以表现出了强烈的反重商主义倾向。

　　被误解的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1766－1838）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他在当好牧师之余勤奋研究经济学，著作颇丰，涉及当时社会关注的许多问题。但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却一生清贫，被历代人批判。经济学也由于他而被卡莱尔称为“忧郁的科学”，这个说法一直流传至今。

　　马尔萨斯清贫，这要怨他自己不善理财。然而他最大的不幸在于学术观点被歪曲，从而被各个时代不同阶级的人共同指责。马尔萨斯受到批评最多的是人口论。人口论的错误在于把动物的繁殖规律用到人类，并且低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力。人口增长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工业社会的高出生高死亡，第二阶段是工业社会以后的高出生低死亡，第三阶段是后工业社会的低出生低死亡，这时低出生的原因更多是社会经济的。马尔萨斯正是生活在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阶段。

　　但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绝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反动”、“恶毒”，相反，他是从对人类未来关心的角度来考虑人口问题的。当时人口剧增的确是社会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马尔萨斯严肃地正视问题，而且，其观点确有局部的真理性。从短期来说——这个短期也许是几十年——许多国家的确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而贫穷，现在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还是如此。所以要在发展中国家提倡计划生育；从长期来看，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人、自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矛盾。马尔萨斯人口论中最受指责的是对穷人的态度，说穷人不该来到世界上（在以后的《人口原理》中这些话删掉了），并反对修改济贫法给穷人盖房子等。这更使人产生许多误解，认为马尔萨斯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有计划地减少人口。

　　也许是由于人口论的原因，马尔萨斯的经济学理论被扣上“庸俗经济学”的帽子，变得一无是处。其实马尔萨斯的许多观点比当时的人，包括李嘉图这样优秀的经济学家，有着更高明之处。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是重生产而轻消费，重供给而轻需求的，供给决定需求的萨伊定理正是其体现。但马尔萨斯重视需求，他强调了非生产性消费对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只有凯恩斯认识到马尔萨斯这种观点的意义，并受启发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在《通论》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承认他的理论来自马尔萨斯。